从2005年开始,他带领团队,在一个几乎被人们遗忘的领域艰苦跋涉。我国古老的农业文化,在他们的努力下成为了被世界认可保护的珍贵遗产,而闵庆文本人,也成为获得联合国粮农组织“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特别贡献奖”的第一人。
其实对于农业文化遗产,闵庆文当时并不是很陌生。在读博士期间和毕业不久,他曾参与过李文华院士主编的《AgroecologicalFarming Systems in China》和《生态农业——中国可持续农业的理论与实践》两书的编写工作,这两部著作全面总结了中国生态农业的模式,得到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国内外学术界的高度评价。参与这两项工作,让闵庆文从更大的、更立体的视角开始审视自己的研究领域,对他后来的选择产生深刻影响。
浙江青田稻鱼共生系统是中国首个入选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的项目
每每在有人问“从气象到生态,再到文化遗产,跨度是不是太大了?”闵庆文总是这样解释:“你们把前面的关键词漏掉了:农业!我是从农业气象到农业生态,再到农业文化遗产。”自然遗产和文化遗产已经为世人所熟知,那么,怎么评价“农业文化遗产”呢?闵庆文在一次讲座中说,农业文化遗产是一个“被冷落的遗产”。
有时候年轻的学生们耐不住寂寞,觉得农业文化遗产“太冷门”,闵庆文又要拿出耐心,“掰开了揉碎了”讲:“大家都说‘农业文化遗产’很多人不知道,其实倒退50年,提起‘世界遗产’有几个人知道?农业文化遗产在2005年时的水平,也就相当于世界遗产在上世纪60年代的情况,因为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公约》,很多方面还不规范。目前是从Project(项目)到Program(计划)的转变阶段,但对于它的发展,我很乐观。”
2007年,闵庆文在贵州从江侗乡考察稻鱼鸭共生系统
其实农业文化遗产,在闵庆文那里早已不只是Project。长期跟踪该项目执行的联合国粮农组织驻中国代表处的戴卫东曾评价说:别人只是在做项目,而闵庆文是在干事业。
传统的农耕技术、丰富的传统知识、巧夺天工的生态与文化景观能够历经数千年传承下来,通常是因为地处偏远,交通不便、道路闭塞,一些现代化技术很难进入。闵庆文带着他的团队深入田野,四处调研,了解当地农民的想法和地方政府的态度,探讨各种保护方案的可行性。
2011年,闵庆文在河北宣化考察葡萄园
有些农业文化遗产试点地闵庆文带着团队去过不下二三十次,同当地的官员和农民“混得极熟”。学生们常常看到地方来京的人在地理所安静的走廊里和闵庆文大力握手,招呼“闵老兄”。云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史军超由于“红河哈尼梯田”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同闵庆文相熟,在他眼中“闵老师是科研领域的绿林好汉”。这位“好汉”既有科研人员的严谨和执着,又有与当地人打成一片的仗义和洒脱。
“好汉”也有柔情的一面,比如对农业文化遗产地的牵挂。闵庆文说给他触动最深的是贵州从江,那里可以说是中国现有8个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中条件最为艰苦的地方,也是他和他的团队投入人力最多、时间最长、发表学术论文最多的地方。从江县位于黔东南层峦叠嶂的大山里,侗乡人在层层梯田里的“稻—鱼—鸭”共生的生产方式已经延续了上千年。博士生何露谈起在从江考察的一个月经历,简直“不忍直视”:有粮农组织专家因为阴雨潮湿造成伤口溃烂;有专家因为交通事故造成手臂骨折;有学生在去从江的路上因路途颠簸,造成视网膜脱落;而她本人还遭遇了车祸,被蚊虫叮咬得“脸都肿了”。这其中,虽有委屈、有抱怨、有不解,但更多的时候他们选择了坚持。
浙江绍兴会稽山古香榧群于2013年被列入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
现在从江通了高速公路和铁路,从江香禾、从江香猪、从江柑等名特农产品远销香港和珠三角地区,当地收入水平提高了,地方的重视也跟上了。闵庆文希望的是,通过农业文化遗产的保护能带动当地民族文化与生态环境的保护和农业与农村的可持续发展。
2013年对于闵庆文来说是丰收的一年。在他年满50岁的这一年,获得了粮农组织的“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特别贡献奖”,;他倡导的“东亚地区农业文化遗产研究会”成立,并被推举为第一届执行主席;继当选为中国农业历史学会副理事长之后,又当选为中国生态学学会副理事长;
2013年,闵庆文在GIAHS授牌仪式上讲话
2013年,联合国粮农组织向闵庆文颁发“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特别贡献奖”
闵庆文曾反复强调,这不是他个人的功劳,而是“机缘巧合下,整个团队努力的结果”。在接受粮农组织的颁奖时,他连说八个“感谢”。
而从农业文化遗产方面,丰收更大。在全世界25个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中,中国占据8个,位列世界各国之首;中国不仅数量最多,而且摸索出的一整套保护与管理方法也为其他国家所效仿;,,许多科学家都以自己的建议能够被领导批示为荣,闵庆文不仅推动了一项农业政策的制定,而且还使其成为政府的一项重要工作。他对中国农业发展的影响是巨大的。
来源:《世界遗产》
作者:时潇
摄影:吴更生
编辑:吴琪琼 张守涛
审稿:贾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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