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时候人们认为天是圆的地是方的，所以有了天圆地方之说。而人立于天地之间，人道的玄机也就隐藏在这方圆之间。

老祖宗的做人智慧就藏在一枚铜钱中。铜钱圆形，内部是一个方孔。做人应当像铜钱一样，内方外圆。

清代乾隆年间的纪晓岚认为，做人要“处世圆滑，内心中正，不同流合污而为人谦和”，其实这就是对 “内方外圆”的解释。

方是规矩，是准则，是框架。它规定人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怎样做更规范。没有方，世界便没有秩序，便失去约束。

圆是通融，是弧线，是润滑。它要求人能适应，会变通，左右逢源也可偶一为之。圆没有角，圆不伤人，当然也不易自伤。没有圆，世界的负荷太重，便不能自理。

在《资治通鉴》中记载着这样一个故事，魏王攻陷了一座城池，大宴群臣。宴席之上，魏王问文武百官：“你们说我是明君呢，还是昏君呢？”

大多数的官员都是趋炎附势之人，纷纷说：“大王当然是一代明君了。”正当魏王飘飘然时，问到任座，正直的任座却说：“大王是昏君。”

魏王如被泼了一盆冷水，问：“为什么这样说？”任座回答说：“大王您获得了胜利，攻下了城池，没有按功劳分给您的弟弟，而是分给了您的儿子，可见您是昏君。”

魏王大怒，马上下令，将任座赶出去听候发落。接着问下一位臣子，这位大臣说：“大王是明君。”魏王心中暗喜，忙问：“为什么这样说？”

这位大臣说：“古人经常说，明君的手下多是些直臣，现在大王手下有像任座这样的直臣，可见大王是明君！”魏王听后，立刻把任座重新请进来赴宴。

大多数官员是“只圆不方”的人，没有原则，没有操守，属于世故小人；任座则是“只方不圆”的人，说话不看场合，让对方下不来台，这样的人难免受到挫折，甚至杀身之祸；那位大臣就是“内方外圆”的人了，既没有抵触对方，又帮别人化解了矛盾，让对方很受用。

如果一个人过分方方正正、有棱有角，只方不圆，必将碰得头破血流，处处有碍。

但是如果一个人八面玲珑，圆滑透顶，只圆不方，总是想让别人吃亏，自己占便宜，也必然会使别人心生疑虑，处处提防，最终将众叛亲离。

一个国家有自己的法律制度；一个军队有自己的纪律条令；一个企业有自己的规章制度；一个家庭有自己的规矩习惯；一个人有自己的主张和原则——这些都是”方“。这种“方”犹如一个大厦的钢筋水泥结构和一个人的骨络，是大厦和身体赖以存在、支撑和站立的基础，这就是“有圆无方则不立”。

“有圆无方就不可能立”。一个民族，一个人为人处事，只有圆，没有方，处处“打太极拳”，讲话态度不鲜明，让人摸不着头脑，模棱两可；行为上不果断，犹犹豫豫，则让人觉得过于圆滑，没有个性或缺少魄力，很难真正在社会上面成就一种事业。

反过来，只有方，没有圆，为人处事之死守着一些规矩和原则，毫无变通之处，不懂得根据具体情况灵活把握，则流于呆滞和拘泥，就会走向另一个极端。

比如，古代成语中有“郑人买履的故事，古代郑国有个人鞋坏了，想买一双新鞋，便量了自己的脚，记下了尺码。上市场，却忘记带尺码。别人告诉他：“用你脚量一下不就可以了？”

郑国人很严肃地摇摇头，执意回家拿尺码，只知道量好的尺码，却不知道尺码是从脚上量出来的，只知道条条框框却不知道犯了拘泥刻板的毛病。如此之人是多么可悲。

水没有固定的形态，在方形的容器里就是方的，在圆形的容器里就是圆的，这就是“随方就圆”。

“随方就圆”作为古人做事的智慧，指的是当方则方，当圆则圆，既勇往直前、坚持原则，又灵活变通、圆融自如。

曾国藩在给弟弟的书信中吐露心声：“腹中虽也怀些不合时宜，却一味浑含，永不发露。”

曾国藩同样对于很多官场风气深恶痛绝，但是“势之所处，求退不能”，面上还是要随大流，一个不字也不讲。因为曾国藩能“随方就圆”，所以做事成功，成为有大事功的人物。

一根筋，认死理，钻牛角尖，事事计较，处处摩擦，往往只会碰得头破血流，一败涂地。只有“随方就圆”才是智慧与通达的成功之道。

善于做事的人，会把那“口”字变成圆圈，留下一个圆满的结局；不善做事的人，事后只会留下一个缺口。

做人要方圆并用，外圆内方才是境界。方，是一种做人的原则；圆，是一种处世的智慧。